美国赤字2026年达1.9万亿美元：3%目标还能实现吗？

2026年6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公开表示，不确定美国今年是否能在联邦预算赤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表态标志着其对年初仍抱持乐观态度的财政路径出现明显修正，也折射出当前美国财政前景正面临多重结构性与突发性压力的叠加冲击。

财政目标遭遇现实阻力

贝森特自2025年初就任财长以来，始终将“在2028年前将联邦赤字占GDP比重降至3%”作为核心政策目标之一。该目标源于其提出的“3-3-3”经济方案——即实现3%的赤字率、3%的实际GDP增长，以及每日新增300万桶等效能源供应。然而，截至2026年中，这一路径已显现出显著偏离迹象。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26年2月发布的《2026年至2036年预算与经济展望》，2026财年联邦赤字预计将达到1.9万亿美元，占GDP的5.8%；未来十年平均赤字率将维持在约6%的水平。这一预测尚未完全计入近期两项关键变量：一是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时期大规模关税措施所导致的财政收入损失，二是因伊朗冲突升级而产生的额外军事开支与能源价格冲击。

贝森特在6月24日的表态中并未具体说明“今年”的定义是指2026日历年还是2026财年（截至9月30日），但结合其此前多次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压降赤字率占比”的逻辑，此番“不确定能否取得进展”的措辞，实质上承认了原定节奏已难以维系。

收入端与支出端同步承压

财政赤字的恶化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收入收缩与支出扩张同时发生的结果。

在收入端，最高法院近期裁定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部分广泛性关税缺乏充分法律授权，导致联邦政府失去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据公开数据显示，美国关税收入已在2025年10月见顶回落。尽管财政部试图通过替代性贸易措施填补缺口，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新关税结构所能带来的财政收入将远低于此前水平。这意味着，在不提高税率或扩大税基的前提下，财政收入增长动能已被削弱。

在支出端，五角大楼已正式申请额外2000亿美元用于应对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冲突引发的军事部署与后勤保障需求。这笔新增开支虽尚未全额纳入2026财年预算，但其获批可能性极高，将进一步推高本已庞大的国防支出。2025财年联邦总支出已接近6.5万亿美元，军费常年维持在每年逾1万亿美元的高位。

更棘手的是，地缘冲突推升国际油价，加剧通胀压力，间接压缩了美联储降息的空间。而降息本是降低政府债务利息负担的关键机制——目前净利息支出已成为赤字扩大的主要驱动项之一。CBO警告，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比重预计将从2026财年的101%升至2036财年的120%，利息成本将持续攀升。

增长叙事难掩结构性困境

面对压力，贝森特仍试图以“经济增长可自然压降赤字率”作为政策辩护。他在同日另一场合表示，预计2026年美国GDP增长率可达3%或更高，并强调需对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保持开放态度。理论上，若名义GDP增速持续高于赤字增速，赤字/GDP比率确实可能下降。

然而，这一逻辑存在重大前提漏洞：赤字绝对值仍在扩大。2025财年赤字为1.8万亿美元，2026财年预计升至1.9万亿，即便GDP增长6%（名义增速），赤字率也仅能微降至5.8%左右，距离3%目标仍有巨大鸿沟。更何况，部分前期赤字改善源于一次性会计调整——如联邦学生贷款记账方式变更人为压低了支出数据。摩根大通等机构估算，若剔除此类技术性因素，实际赤字率早已重回6%以上。

此外，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已于2025年3月通过一项十年期预算决议，计划减税4.5万亿美元，同时削减支出2万亿美元。若该方案全面实施，财政赤字恐将进一步扩大，而非收敛。

长期路径仍取决于政治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财政专家指出，当前战争与关税裁决虽构成短期扰动，但并非赤字问题的根本症结。布鲁金斯学会的Jessica Riedl曾表示，就1.8万亿美元量级的年度赤字而言，伊朗冲突尚不构成“预算层面的毁灭性打击”。真正难以逆转的是人口老龄化、医疗福利刚性增长及债务滚续成本等结构性压力。

在此背景下，贝森特的3%目标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未来三年内能否推动实质性财政改革——包括控制社会福利支出、调整税收结构，或达成跨党派财政协议。然而，在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中，此类改革举步维艰。无党派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Maya MacGuineas直言，当前事态正使本已不可持续的财政轨迹“进一步偏离正轨”。

贝森特6月24日的谨慎表态，或许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无奈承认。当增长叙事无法掩盖赤字绝对值的持续膨胀，市场对美国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或将重新升温，进而影响美债定价与美元信用溢价。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美国财政路径的不确定性，正从潜在风险逐步转化为现实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