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央行拟移除利率风险：资产负债表改革迫在眉睫？

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于2026年7月1日公开表示，希望将利率风险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移除。

贝利表态的政策语境：通胀压力与政策分歧并存

贝利此番言论并非孤立发声，而是嵌入在英国央行近期高度复杂的决策环境中。根据2026年6月18日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会议纪要，该行以7比2的投票结果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3.75%不变，延续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政策立场。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会前签署协议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理论上有助于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贝利明确指出，“过去四个月更高的能源价格已将通胀压力注入经济管道”，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通胀将升至略高于3.25%，显著超出2%的法定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MPC内部对通胀前景的判断存在明显裂痕。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Huw Pill）与外部委员梅根·格林（Megan Greene）均主张立即加息至4%，理由是防止家庭通胀预期脱锚。皮尔在6月29日接受英国新闻社PA Media采访时进一步警告：“因为曾经历过11%的通胀，现在有人觉得3%‘没那么糟’，这种心态令人担忧。”这反映出部分委员对当前“主动按兵不动”（active hold）策略的疑虑正在加深。

在此背景下，贝利提出“移除利率风险”的构想，可视为对央行资产负债表脆弱性的前瞻性回应。过去五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及俄乌冲突引发的供给冲击，英国央行大幅扩张资产负债表，持有大量长期国债。随着利率从接近零水平升至3.75%以上，这些资产的市值大幅缩水，而央行负债端（主要是准备金）则需支付更高利息。若未来利率继续上行，账面亏损可能进一步扩大，甚至影响央行财务独立性与政策公信力。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本质：为何“移除”成为新议题？

所谓“利率风险”在此语境下，主要指央行因持有久期较长的固定收益资产而面临的重定价风险与市值波动风险。传统上，央行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资产负债表损益通常不计入常规财政核算。然而，当亏损规模持续扩大、且需通过财政部注资或延迟利润上缴来平衡时，央行的独立性可能受到政治质疑。

英国央行自2022年起启动国债减持计划，但进程缓慢，部分原因正是担心过快缩表会加剧市场波动，并放大自身账面损失。贝利此次表态，暗示英国央行可能正在探索制度性解决方案，例如：

设立专门的风险缓冲机制：将利率敏感资产隔离至特殊目的载体（SPV），由财政部提供担保或注资；
调整资产购买标准：未来购债更侧重短期票据，降低整体久期；
引入浮动利率工具：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更多使用与政策利率挂钩的工具，减少固定利率敞口。

不过，截至目前，英国央行尚未公布任何具体改革方案。贝利的发言更像是一种政策信号，旨在引导市场预期，并为未来可能的制度调整预留空间。

市场影响与政策可信度考验

投资者对贝利言论的初步反应较为谨慎。英镑兑美元在7月1日小幅走弱，延续了6月中旬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后的疲软态势。市场目前预计英国央行最早在2026年12月才可能加息，反映出对英国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担忧——尽管官方预测季度GDP增速已从0.1%微调至0.2%，但劳动力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长放缓）仍构成制约。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若央行试图“移除”自身资产负债表上的利率风险，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责任的部分转移？例如，若财政部介入承担部分损失，可能模糊财政与货币职能边界，削弱通胀控制的纪律性。反之，若央行独自承担风险，则其政策空间可能受限，尤其在通胀再度飙升时难以果断行动。

贝利的挑战在于，在不损害央行独立性的前提下，构建一个既能管理资产负债表风险、又不削弱货币政策效力的新框架。这不仅关乎技术设计，更涉及制度信任的重建。过去五年英国通胀持续超调，公众对主流政经机构的信任已受侵蚀。在此环境下，任何关于“风险转移”的讨论都必须极度透明，否则可能被解读为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