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落地，秋季会议能否打破“去风险”困局？

2026年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副总司长雷东内举行视频会谈，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此次会谈发生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运行初期，是继6月底该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后，双方在工作层面对关键议题的进一步沟通，反映出中欧正试图通过制度化渠道管控分歧、稳定合作预期。

中欧经贸对话机制进入实质运作阶段

此次凌激与雷东内的视频会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嵌套在中欧新近建立的常态化对话框架之中。根据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6月30日发布的消息，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已于6月29日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正式确立该机制，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工作板块，同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以跟踪进展。

这一机制的设立标志着中欧经贸关系从过去以临时性磋商为主的模式，转向更具结构性和可预测性的制度安排。在首次会议上，双方不仅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还就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达成共识——即通过扩大合作而非相互限制来实现更高质量的经贸互动。中方明确表达了对欧盟多项政策工具的关切，包括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及《工业加速器法案》，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干扰全球产供链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7月2日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并确认第二次会议将于2026年秋季在华举行。这意味着7月23日凌激与雷东内的会谈，很可能是为秋季高级别会议做技术性准备，聚焦具体议题的协调与问题清单的细化。

欧盟内部压力与“去风险”实践的现实困境

尽管中欧高层试图构建稳定对话机制，但欧盟内部，尤其是其最大经济体德国，正面临日益加剧的战略焦虑。2025年11月，德国议会成立专家委员会，专门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这一举措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的限制措施——德国约80%的稀土供应依赖中国，相关限制迅速暴露了其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的脆弱性。

路透社当时报道指出，尽管德国政府在2023年已发布对华战略文件，将中国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并呼吁“去风险”，但截至2024年，实际脱钩进展甚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超过14,300个产品类别中，仍有约200类高度依赖中国进口（占比超50%），集中在电子元件、电池材料和稀土等关键领域。摩根士丹利欧洲首席经济学家延斯·艾森施密特直言：“脱钩根本不可能。”

这种结构性依赖使得欧盟在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时陷入两难：一方面需回应国内产业安全诉求，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另一方面又难以承受与中国经贸关系急剧恶化的成本。在此背景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成为缓冲矛盾的关键平台。德国也同步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计划设立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显示出其在欧盟框架下寻求双边务实合作的意愿。

三大合作路径与摩擦点并存

根据中方披露的信息，中欧当前推动“贸易向上平衡”的路径聚焦三个维度：一是新兴领域，重点拓展人工智能与绿色转型合作。这既契合全球技术发展趋势，也回应了欧盟绿色新政与中国“双碳”目标的交汇点。二是潜在领域，着力挖掘服务贸易潜力。中欧在金融、专业服务、数字服务等领域存在互补空间，但市场准入壁垒仍是主要障碍。三是问题领域，通过市场准入磋商逐步解决彼此关切。这包括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光伏产品的调查，以及中方对欧盟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投资审查趋严的担忧。

然而，摩擦点依然突出。欧盟近期推出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被中方视为变相补贴本土产业、排斥中国企业的工具；而中国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则被德法等国解读为“经济胁迫”。双方在数据跨境流动、国企补贴透明度、人权与贸易挂钩等问题上也存在深层分歧。

值得强调的是，中方在首次磋商机制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这一表态意在重塑叙事框架，将中国定位为全球挑战的协作者而非制造者。若欧盟能在秋季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前调整部分限制性政策，或可为机制注入实质性成果，增强企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