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生物医药合作重启，中小企业成破局关键？

2026年6月初，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与美国加州生命科学产业协会（Bioco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科特举行会晤，双方围绕中美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展开交流，尤其聚焦于中小企业层面的潜在协同机会。这一外交互动虽未披露具体协议或成果，但在当前全球生物科技竞争加剧、跨境合作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其象征意义与战略指向值得深入解读。

中美生物医药合作的时间线背景

要理解此次会见的现实语境，需回溯近一年来中美在生命科学领域资本与产业互动的实际轨迹。根据公开披露信息，2025年10月，专注于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美元基金——德成资本（Decheng Capital）旗下China Life Sciences USD Fund III, L.P.连续两次报告减持美股上市公司BeyondSpring Inc.（纳斯达克代码：BYSI）的普通股。BeyondSpring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研发重心部分布局中国的肿瘤免疫治疗公司，其核心产品Plinabulin曾在中国开展多项临床试验，并与恒瑞医药等本土企业有过合作探讨。

德成资本的减持行为虽属正常投资退出操作，但结合当时中美在生物技术出口管制、数据跨境流动及科研人员交流受限等宏观环境来看，这类资本动作被市场部分解读为中资对美生物科技资产配置趋于谨慎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德成资本并非孤立案例。近年来，多家中国背景的医疗健康基金在美投资节奏明显放缓，尤其在涉及基因编辑、AI辅助药物发现等敏感技术领域，合规审查成本显著上升。

在此背景下，谢锋大使主动会见Biocom高层，传递出中方希望稳定并拓展双边产业合作渠道的明确意愿。不同于大型跨国药企可通过内部法务与政府关系团队应对复杂监管，中小企业往往缺乏资源穿越政策迷雾。因此，通过行业协会搭建对话平台，成为务实可行的突破口。

Biocom的角色：连接创新生态的关键节点

美国加州生命科学产业协会（Biocom）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圣地亚哥，是美国西海岸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医药行业组织之一。其会员涵盖从初创公司、学术机构到大型制药企业的完整生态链，包括Amgen、Illumina、Thermo Fisher Scientific等知名企业均为其长期成员。Biocom的核心职能不仅限于政策倡导，更在于构建技术转化、融资对接与国际合作的基础设施。

在跨境合作方面，Biocom近年来积极推动加州生命科学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对接。例如，在2023年和2024年，该协会曾组织多批次会员企业参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深圳BT峰会等活动，并协助安排与苏州BioBAY、武汉光谷生物城等产业园区的闭门洽谈。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导致部分项目搁浅，但Biocom始终强调“科学无国界”的理念，主张通过民间商业渠道维持技术交流。

斯科特作为Biocom的掌舵人，长期关注亚洲市场动态。他在2025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曾指出：“中国在细胞治疗、mRNA疫苗和数字医疗领域的临床推进速度令人印象深刻，而加州拥有全球最密集的早期创新源头。两者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 此次与谢锋大使的会面，可视为这一立场的延续与升级——从行业自发对接转向官方支持下的机制化沟通。

中小企业为何成为焦点？

会谈特别强调“中小企业合作”，这一措辞具有高度针对性。大型药企如辉瑞、默沙东或中国药明康德、百济神州等，已建立成熟的全球运营体系，其合作更多受商业逻辑驱动，对短期政策波动具备较强韧性。相比之下，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高度依赖外部融资、跨境临床试验协作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任何政策不确定性都可能直接威胁其生存。

以加州为例，当地超过70%的生命科学企业员工数不足100人，多数处于Pre-IPO或临床II期阶段，亟需海外市场验证其技术平台。而中国庞大的患者基数、快速审批通道（如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以及地方政府对创新药械的采购倾斜，构成强大吸引力。然而，中美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临床数据本地化存储、FDA与中国NMPA互认等方面的制度差异，常使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谢锋大使此番表态，暗示中方可能通过简化审批流程、设立专项合作基金或推动试点园区互认等方式，降低合作门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多地已开始探索“生物医药跨境合作试验区”，如海南博鳌乐城、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高地等，均提出对境外创新药械提供加速准入支持。若能与Biocom会员企业形成定向对接，或将催生一批示范性项目。

前景与挑战并存

尽管此次会见释放积极信号，但实质性进展仍面临结构性障碍。美国国会近年持续推动《生物安全法案》等立法，限制联邦资金支持与中国有联系的生物技术实体；而中国亦在加强人类遗传资源出境监管，2023年修订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数据跨境传输要求。这些法规虽主要针对国家安全风险，但实际执行中常波及无辜的商业合作。

此外，资本市场情绪亦构成隐性制约。2025年以来，中概生物科技股估值持续承压，BeyondSpring等公司的股价波动反映出投资者对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度担忧。即便产业界有合作意愿，若缺乏资本支持，项目难以落地。

不过，历史经验表明，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往往能在政治寒流中找到缝隙。上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紧张时期，两国科学家仍通过非官方渠道交换流感病毒株；2010年代，华大基因与Illumina虽经历专利诉讼，最终仍达成交叉授权。这种“技术理性”或许正是当前最需要守护的火种。

谢锋与斯科特的会晤，未必立即带来合同签署或投资落地，但它重新确认了一个基本共识：在全球健康挑战日益复杂的今天，封闭式创新难以为继。无论是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还是攻克癌症、阿尔茨海默症等顽疾，开放协作仍是效率最高的路径。对于投资者而言，关注那些已在中美双地布局、具备合规架构的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或将成为捕捉结构性机会的关键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