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航CEO喊话政策支持：2026年是航空业净零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2026年6月8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首席执行官斯科特·柯比公开表示，航空业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可以实现”，但这一目标的达成高度依赖于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一表态正值全球航空业加速推进气候承诺的关键阶段，也反映出行业领导者对政策环境与技术路径之间张力的现实评估。
航空业净零目标的国际共识与现实挑战
航空业的碳中和路径并非企业单方面可完成的任务。早在2021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已推动成员国达成共识，确立了到2050年实现航空业净零碳排放的全球长期理想目标（LTAG）。该目标随后被包括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在内的主要航空市场采纳，并成为航空公司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准。
然而，航空运输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其脱碳难度远高于地面交通。目前商业航班仍高度依赖传统航空煤油，而替代方案——如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氢能或电动飞机——尚处于早期商业化或技术验证阶段。其中，SAF被视为未来十年最可行的减碳工具，但其成本通常是传统航油的2至5倍，且全球产能严重不足。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SAF在全球航空燃料消耗中的占比仍低于0.5%。
在此背景下，斯科特·柯比强调“政府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实则指向三个关键维度：一是财政激励，如税收抵免、生产补贴或绿色采购承诺；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包括SAF炼化设施、加注网络及电网升级；三是监管框架的统一与可预期性，避免各国政策碎片化导致企业合规成本激增。
美联航的先行布局与政策诉求
作为美国首家承诺实现100%温室气体减排（不含碳抵消）的大型航空公司，美联航近年来在可持续航空燃料领域动作频频。早在2021年，该公司便宣布投资多家SAF初创企业，并与能源公司合作锁定长期供应协议。2023年，美联航进一步承诺到2030年将SAF使用量提升至总燃料消耗的10%，并计划在2050年前完全淘汰传统航油。
这些承诺的背后，是对政策支持的强烈依赖。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为例，其中包含对SAF生产的每加仑最高达1.25美元的税收抵免（45Z条款），显著改善了SAF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然而，此类激励措施的持续性、覆盖范围及申请门槛，仍存在不确定性。斯科特·柯比此次表态，可视为对政策延续性和扩大的公开呼吁。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6年3月的一次公开评论中，柯比曾指出喷气燃料价格飙升对美联航第一季度业绩造成“实质性影响”。这一背景凸显了航司在能源成本与环保投入之间的两难：若缺乏政策对冲，高昂的绿色溢价可能直接侵蚀利润，甚至削弱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定价能力。
政策窗口期正在收窄
尽管全球航空业设定了2050年净零目标，但实现路径要求行动必须前置。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测算，若要在2050年达成净零，全球SAF产量需从当前的每年数亿升提升至2030年的300亿升以上。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是产能爬坡、技术迭代和供应链构建的关键窗口期。
目前，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等经济体已启动SAF强制掺混比例立法程序。例如，欧盟拟从2025年起要求航空公司使用至少2%的SAF，并逐年提高至2050年的70%。美国虽尚未出台全国性掺混 mandate，但加州等州已实施类似规定。斯科特·柯比的言论，某种程度上是在敦促联邦层面尽快建立统一、长期且具约束力的政策框架，以避免企业因区域规则差异而陷入战略被动。
此外，国际合作亦不可或缺。航空业具有天然的跨国属性，单一国家的政策难以解决全球供应链瓶颈。例如，SAF原料（如废弃油脂、农林残余物）的收集、认证与跨境运输，亟需多边协调机制。ICAO主导的CORSIA（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计划）虽已运行，但其覆盖范围有限，且未强制要求使用真实减排而非碳信用。未来能否升级为更具雄心的全球燃料标准，将直接影响净零目标的可信度。
投资者应关注政策落地节奏与企业执行能力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斯科特·柯比的表态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航空股的长期估值不仅取决于客运需求复苏与运力管理，更日益绑定于绿色转型的政策确定性与技术兑现能力。投资者需重点关注两类信号：
一是各国政府是否在2026–2027年关键周期内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如SAF生产补贴细则、机场绿色改造资金分配、或碳边境调节机制对国际航班的影响；二是航空公司是否能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运营优势，例如通过长期承购协议锁定低成本SAF，或通过机队更新降低单位碳排放强度。
美联航作为行业先锋，其股价表现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其可持续战略的认可。但若政策支持不及预期，或SAF供应链出现重大延迟，其领先优势可能迅速收窄。反之，若美国联邦政府在未来一年内推出更系统的航空脱碳路线图，包括扩大IRA补贴、设立国家级SAF基金或推动国际标准协同，则整个板块的绿色溢价有望系统性提升。
航空业的净零之路注定漫长而昂贵，但斯科特·柯比的判断清晰传递了一个信号：技术不是障碍，政治意愿才是。在气候行动日益从道德倡议转向硬性监管的全球趋势下，政府与企业的协同深度，将最终决定天空能否真正“变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