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二永债发行破9860亿:中小银行为何集体缺席?

2026年二季度以来,中国银行业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与永续债(合称“二永债”)补充资本的节奏显著加快。然而,在整体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发行主体结构却呈现出明显分化: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密集发债,而城市商业银行几乎停止发行,农村商业银行则完全缺席本轮融资潮。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当前债券市场信用分层持续加剧,也折射出监管层在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中的结构性引导意图。
发行提速背后的利率窗口与资本需求
2026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基调,中国无风险利率中枢进一步下移,为银行低成本补充资本创造了有利环境。在此背景下,大型银行迅速抓住低利率窗口,大规模发行二永债以优化资本结构、满足监管要求并增强抗风险能力。数据显示,仅前六个月,二永债发行总额已逼近万亿元关口,同比增幅超六成,且平均票面利率低于2%,创下近年来新低。
这种发行节奏的加速并非偶然。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指引,银行需持续满足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审慎监管指标。尤其在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资产质量承压的环境下,核心一级资本之外的其他资本工具成为重要缓冲垫。二级资本债可计入二级资本,永续债则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两者均有助于提升整体资本充足水平,同时避免稀释现有股东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市场整体融资成本下降,但并非所有银行都能平等享受这一红利。发行主体高度集中于国有大行和头部股份行,中小银行参与度极低,暴露出深层次的市场准入差异。
结构性分化:信用分层下的融资鸿沟
从发行主体分布看,2026年二季度的二永债市场呈现“强者恒强、弱者退场”的格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大行以及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成为绝对主力,单家发行规模动辄数百亿元。相比之下,城商行发行活动近乎停滞,农商行则未有新增发行记录。
这一分化直接映射出当前债券市场的信用分层现实。投资者对银行信用资质的甄别日益严格,风险偏好明显向高评级主体倾斜。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犹存、部分区域金融风险尚未完全出清的背景下,市场对中小银行的资本工具接受度显著降低。
此外,中小银行自身资本补充渠道本就相对狭窄。相较于上市大行可通过股权再融资、优先股等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多数城商行、农商行依赖利润留存和少数债务工具,资本内生能力较弱。当外部融资环境收紧时,其资本充足状况更容易承压,形成“越缺资本越难融资”的负向循环。
监管导向:风险化解中的结构性引导
中小银行集体缺席本轮二永债发行潮,不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体现了监管政策的主动引导。近年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持续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强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对于资本充足率偏低、公司治理薄弱、资产质量不佳的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监管层更倾向于通过兼并重组、地方政府注资、专项债补充资本等方式进行系统性处置,而非鼓励其通过市场化债券工具盲目“补血”。
例如,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强调“压实地方党政同责”,推动省级政府牵头制定中小银行改革方案;央行和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明确表示,对高风险机构应“限制其通过复杂资本工具扩大风险敞口”。在此框架下,监管审批环节可能对部分中小银行的二永债发行申请持审慎态度,客观上抑制了其发债意愿与能力。
换言之,当前二永债市场的结构性分化,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也是监管层有意引导风险有序出清的体现。通过将资源向稳健机构集中,既保障了金融体系整体稳定,也为高风险中小银行争取了改革时间窗口。
全年展望:规模高位运行,分化或进一步加剧
基于当前趋势,业内普遍预计2026年全年二永债发行规模将维持在历史高位。一方面,大型银行仍有持续补充资本的需求,尤其在巴塞尔协议III最终版实施临近、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提升的背景下;另一方面,低利率环境短期内难以逆转,发债成本优势仍将吸引符合条件的机构积极行动。
随着监管对中小银行风险处置进入深水区,部分机构或将被合并、退出或转型,其独立发债资格可能实质性丧失。与此同时,市场对信用资质的筛选标准只会更加严苛,投资者对非头部银行资本工具的配置意愿难以显著回升。
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二永债市场虽整体安全性较高,但内部信用利差将持续扩大。未来投资策略需更加注重发行主体的基本面分析,而非简单视其为“银行债”一概而论。对于国有大行和优质股份行发行的二永债,其兼具低利率与高信用支撑,仍具配置价值;而对中小银行相关工具,则需高度警惕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与估值波动。
综上所述,9860亿元的二永债发行规模背后,是中国银行业在资本补充路径上的深刻重构。这场由利率驱动、市场筛选与监管引导共同塑造的结构性变革,不仅重塑了银行融资生态,也为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分布与政策逻辑提供了关键观察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