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z 办大学,硅谷开始重新定义「好学生」
年轻,本来意味着人生还有大量未定之处,现在却越来越像一项需要尽快兑现的资产。
2010 年 9 月,Peter Thiel 的基金会宣布了一个名为「20 Under 20」的项目。
他们要挑 20 个不到 20 岁的人,每人给 10 万美元、两年时间,去做那些「等不到毕业」的事。次年 5 月首届名单公布,实际入选了 24 个人。当时很多的媒体报道标题都是「PayPal 联合创始人发放 10 万美元奖学金,让他们别上大学」。
奖学金,资助不上学。
十六年后,Marc Andreessen 的 a16z 掏出 3500 万美元,在旧金山开办一所新学校,Horowitz Andreessen Academy,简称 HAA。首届招 50 人,计划在 2027 年秋天开学。
给钱让人 drop out,和掏钱自己办一所学校,两笔钱瞄准的,是同一种焦虑,也是同一个年纪。
出得起钱的 VC 们越来越着急。他们不再关心一个年轻人以后可能成为什么,而是逼着还没走出校门的人证明你今天已经做成了什么。
倒放的磁带
辍学,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
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当年确实都辍学过。但耐人寻味的是,辍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反向包装成了一堂目的明确的成功学抢跑课。
当事人自己讲的故事,其实和后来资本转述的相去甚远。
乔布斯在 2005 年斯坦福演讲中提到,当年从 Reed College 退学后,他在学校里赖着旁听了约 18 个月的课,并且还纯粹因为喜欢去上了书法课。那时候没人知道个人电脑会长成什么样,他更不可能在十八岁就算准,十年后这些字体会被搬进第一代 Macintosh。
你不可能充满前瞻性地把生命里的碎片串联起来。乔布斯说,只有在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但在后来被倒放的叙事里,退学被修剪成了一场精准的提前抢跑。
2011 年底,《福布斯》推出第一届「30 Under 30」,年轻与商业回报正式被明晃晃地焊进了同一张表格。
但「越早越好」真是一张包赢的底牌吗?
MIT 经济学家 Pierre Azoulay 调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算过,全美增长最快的那 0.1% 的明星初创,创始人起步时的平均年龄其实是 45 岁。即便在最迷恋年轻人的硅谷腹地,成功的重心也从没落在过二十岁。
动手写代码、攒产品,任何时候都无可厚非。微妙的地方在于,事情的走向变了。问题不再是你能否做成,而是你值不值得被提前催熟。
不可否认,Thiel Fellowship 押中过超级 outlier。到 2022 年,它扶持过的项目总市值超过 2200 亿美元,版图里躺着 Figma、以太坊以及 Luminar。
跑出来的巨头是真的,诱惑便随之被制度化。
在流量工业里,kidfluencer 靠短视频轻松做到数十万美元年收入,促使各州紧急通过法案保护未成年人的信托账户;在软件世界,高中生在 GitHub 上的 commit 和推特上的 build in public,被直接挂上估值乘数,换算成天使轮的谈资。
算法和平台把「被看见」的门槛砸穿了,也顺手把「被展示」变成了未成年人的新 KPI。点赞、粉丝量,以及账本上的 ARR,形式不同,但却都是可以被量化、被催熟、被早早贴上价格标签的指标。
「越早越好」,就这样从极客脱离体制的反叛,变成了创投流水线向未成年人索要财务回报的共谋。
抵押物
Thiel Fellowship 的硬指标是不超过 22 岁,且手里不能有文凭。
申请时你可以是注册在校生,但一旦入选,必须去办退学手续。不走出校门,就别想拿走这笔钱。
它不逼你立刻注册公司,条款里只写了一条听上去略显抽象的要求,要有「实质进展」。你可以还没写出一行能跑的代码,但手里必须有一张笃定的图纸。
在投资人的牌桌上,这种笃定,成了你换取 10 万美元支票唯一的抵押物。
Thiel 反复将高等教育形容为一个正在膨胀的次贷泡沫。信这套话的人在硅谷不少,a16z 合伙人 Chris Dixon 早在 2013 年就写文将文凭斥为陷阱,人们追逐它,仅仅因为别人手里也有一张。
但这次亲自下场办学校的 Marc Andreessen,身份却格外微妙。
2007 年,他在博客里给年轻人的建议务实得像个东亚家长,建议进最好的名校,把 GPA、科研项目和大厂实习刷满。
这位如今硅谷最激进的技术教皇,本身是大学体制最纯正的受益者。
直到 2023 年发表《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他把 growth、competition、accelerationism 捧为绝对正义,象牙塔被归入阻碍加速的陈旧阻力。
当这套原本属于 VC 投决会上的汇报词,被原封不动搬进一所大学的招生简章时,教育的边界彻底没了。
窄门
坐在新学校招生桌前的,是三个深谙创投游戏的老手,Marc Andreessen、Erik Torenberg,还有操盘手 Gagan Biyani。
这三人的履历几乎写明了这所学校的底色。Erik Torenberg 创办的 On Deck 核心资产就是创投圈子,2025 年 Torenberg 的播客媒体公司 Turpentine 被 a16z 打包收编,他本人以 GP 身份加入 a16z;CEO Gagan Biyani 创办过 Maven 和 Udemy,在创投周期里摔过跟头,也吃透了流量。
在创投周期里被资本反复揉搓过的人,转过身来,要给硅谷定义什么叫「好学生」。
这所学校一出场,就带着极其标准的硅谷式光环。
学校总共融了 4200 万美元,a16z 领投 3500 万。官网上码着一排顶级大厂,OpenAI、Anthropic、Meta、NVIDIA、Palantir、Stripe 等,统称「创始合作伙伴」。
不过这些大厂既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共同出资人,也不对学生做任何就业或实习兜底。更多时候,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品牌互蹭。
那么,究竟谁能挤进这扇门?
招生页开篇第一行就给出了答案:「We『re looking for people who are already in motion.」(我们在找那些已经动起来的人。)
学校将 agency(能动性)解释为对感兴趣的事物采取了实际行动,录取以 proof of work 为最重筹码。
有意思的是,旧体系的凭证并没有被全盘废除。
第一轮筛选砍掉了推荐信和申请文书,要求交个人作品集网站与视频;但与此同时,高中成绩单和标化考试成绩依旧少不了。
既要你的 outlier 天分,又舍不得放下体制内的筛子。
学校给出的条件听上去像在做慈善,首届免学费,学生保留所有项目 IP,学校不占股权、不抽分成,不要优先受让权。
它根本不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个设下极高门槛、专挑成品天才的早早期孵化器。
学校的心思藏在隐私条款里,在申请阶段,平台会收集你的代码库、论文、商业计划与营收;在读及毕业后,它会持续追踪你的项目进度、Offer、薪资水准与创业融资额。
第一批 50 个席位,加上顶配的导师和企业矩阵,正在结成一种新型声望认证。
说到底,无非是用一张印着顶级 VC 认证的新厂牌,替换掉了常春藤的旧文凭。
回炉
John Marbach 是 2011 年第一届拿到 Thiel Fellowship 支票的人。
当年他从 Wake Forest 退学,做了一款叫 Glider 的邮件协同工具,顺利入选 Y Combinator;后来 Google 随手做了一个免费竞品,他的公司迅速失去了活路。
2013 年,Marbach 决定回学校把书念完,代价是放弃还没到手的 5 万美元。
创投圈复盘这件事时,总以为创业失败的代价无非是项目死掉、投资人赔光。但 Marbach 多年后提起这笔钱,说的却完全不是输赢的事。
他说离开学校后才意识到,退学最难迈过去的一道坎,其实是身边的人:
「It』s really hard to create your own peer group.」
(你很难靠自己重新造一个同龄人的圈子。)
你能用代码创造一间公司,却无法在真空里重新创造一个班级。
「大学那几年的经历,」他说,「是一生一次的东西。」
把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 Thiel Fellowship 内部始终站着两批人。
一种是 Vitalik Buterin 这样的绝对异类,徒手造出以太坊;但更多的,其实是 John Marbach 和 Eden Full 这样的人,哪怕做出了太阳能设备,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回普林斯顿念完了机械工程。2012 届的 Tara Seshan 坚持读完本科才去领奖,她的理由是刚高中毕业时自己根本没准备好,是大学给了她成熟、交朋友和犯错的时间。
退学是一种走法,返校是另一种走法。
在投资人的模型里,中途换专业、办一本没人看的学生刊物、做一项五年内看不到商业产出的基础研究,全是无法计提回报的沉没成本。
但放在一个二十岁的人身上呢?
教育最昂贵的一部分价值,恰恰在于它允许一个人在没有 PMF 的状态下,理直气壮地多待几年。
公司的 PMF,越早找到越好。
人不一定。
药方
传统大学确实病得不轻。
全美私立大学标价学费平均高达 45000 美元;2024 年全美拿到本科学位的人里,近一半背着债务毕业,人均负债 29560 美元,全美学生贷款总额突破 1.66 万亿美元。
大学自己也在顺水推舟。既然大家都是冲着找工作来的,高校索性把教育办成了一场公开的 ROI 核算,Gallup 的调查里,六成学生承认入学就是为了找份高薪工作。
大学自己先把教育做成了一笔算计回报的买卖,这恰恰给了硅谷破门而入的理由。
可硅谷开出来的药方,真有那么神吗?
项目制教学不是什么新发明,WPI 和 Olin 学院几十年前就在这么干。HAA 真正做的事,只是把一个人的出口死死卡在「要么创业,要么进高增长科技大厂」这两条窄路里。
更何况,硅谷自己办学是有过翻车黑历史的。
上一波说要颠覆大学的明星项目叫 Lambda School,靠「找到工作再付学费」的口号融了几千万美元,最后因为涉嫌夸大就业数据被监管重罚。
更早的 Minerva 卖的是没有校区的全球游学,Palantir 联创办的奥斯汀大学卖的是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
现在的 HAA,卖的是通往 Sand Hill Road 的门票。
换汤不换药。
如果所谓的新教育,只是把 GPA 换成 ARR,把对教授的顺从换成对投资人的迎合,那这不过是把同一批年轻人,从一间流水线倒腾进了另一间。
暂时无用的几年
老学校死守考卷,硅谷推销 GitHub 提交记录和六位数 ARR。表面上是旧规则与新规则的对抗,底层运行的,仍是同一套挑选资产的逻辑。
它们都在迫不及待地,把一个十八岁的人压缩成几串方便拿来比对的指标。
可这段岁月最值钱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未完成。没有变现压力,不用每天盯着留存率和增长曲线提心吊胆。
当 a16z 们把「已经动起来」明码标价为入场券,商业世界其实在合谋提前剥夺年轻人犹豫选择的权力。
一个还没找到终身志趣、还没有攒出代码仓库、还没有在社媒上制造出哪怕一点点声量的十八岁年轻人,还配不配拥有一段优质的教育?
HAA 的招生页面没有回答。它大概也不需要回答,在创投的漏斗里,追求的是转化率,算的是击中率;它本来就不是普惠设施,只是一扇专给 outlier 留的窄门。
这所学校以后哪怕真走出了几个独角兽创始人,也只证明这套筛选机器精准地挑中了那 1% 早就磨好刀的人。
它证明不了任何关于成长的常识。
学校本该是另一个地方。它至少该容得下一个刚成年的人,心安理得地过几年「暂时不知道有什么用」的日子。
一个社会如果连二十岁的年轻人,都不再被允许「浪费」几年时间去发呆、去试错、去漫无目的地看一看世界,那才真让人觉得可惜。











